在抗日烽火中誕生的膠東公學，是革命干部的搖籃。來自敵占區、邊沿區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青少年，冒著生命危險，沖破種種阻力，匯集到這座學校里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教育，進行文化培訓，使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在膠東抗戰史上是值得記述的一頁。

境內由于地處膠東抗日根據地的腹地，群眾革命覺悟比較高，這所艱難而頑強的流動式學校在境內活動的時間最長，先后多次在20多個村莊駐扎過，他們艱苦而正規的教學生活，熱火朝天的抗戰宣傳活動，親如一家的魚水關系，都在群眾心中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上千名學生從這里走上了抗日前線，都分配到抗日政府、部隊和民運機關工作，很快發展成為黨政軍中的骨干和領導干部，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艱難而頑強的流動式學校

1938年4月，中共膠東特委在境內馬石店村召開會議，決定仿照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的陜北公學，在膠東抗日根據地創辦膠東公學，以培養大批適應抗日戰爭和根據地需要的人才。是年8月，膠東公學在原黃縣中學舊址成立，膠東北海區行政督察專員兼黃縣縣長曹漫之兼首任校長。

1941年8月，膠東軍民取得反擊國民黨投降派斗爭的勝利，棲霞縣的牙山和牟海縣的馬石山一帶成了膠東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地區，膠東公學奉命于9月初東遷到境內的鳳凰崖和西澇口兩村。12月，膠東公學在這兩村一帶招生，學生達到300多人。學校規模擴大了，設師范科兩個班(分甲乙班)，普通科兩個班，職業科一個班。同時還設一個研究班，招收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員。

1942年，是膠東抗日民主根據地最艱苦的時期。日寇頻繁“掃蕩”，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挑釁侵擾。膠東公學不斷轉移，頑強地堅持了下來。位于群山懷抱之中、群眾覺悟高的鳳凰崖、西澇口、爐上、青山村一帶是駐扎時間比較長的地方。雖然多次轉移都是有驚無險，但還是有流血犧牲的事情發生，如“七八血案”。那年6月中旬，膠東公學師生500余人在校長趙野民帶領下，轉移到境內的馬石店、青山、北果子等村莊。7月7日晚飯后，學校到馬石店村與當地群眾聯合舉行“七一”和“七七”紀念大會。當會后文藝演出即將結束時接到緊急通知：距此七八十里外的水道據點的300多日偽軍正在出動，直向膠東公學長途奔襲而來。膠東行署命令學校立即向東北方向的垛山一帶轉移。全校立即緊急集合，在一片黑暗中，趙野民校長宣布：在大隊先行前進的同時，由十五六名同學加護理等其他人員組成的24人小隊伍，以較慢的速度隨后跟進。凌晨4時許，膠東公學大隊沿著指定的路線，在青紗帳的掩護下穿過崖子村西沙河，此時日軍的騎兵已到達崖子村村東，他們等于在敵人的鼻子下邊擦肩而過。但是滯后跟進的小隊伍卻在轉山頭村東與奔襲的敵人迎頭相遇了。日偽軍遂向手無寸鐵的師生開槍射擊，當場犧牲10人，傷4人(其中3人因傷重不治犧牲)，帶路的老鄉宮潤九也遭槍殺。

1942年底開始，膠東地區的抗日戰爭形勢逐漸好轉，東海區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特別是牟海縣已全境解放，境內已無日偽軍力量存在。1943年1月起，膠東公學從文登、榮成地區（1942年冬季，日軍對膠東進行的大“掃蕩”，膠東公學奉命轉移到文登縣、榮成縣交界地區，師生疏散在老百姓家里。）先后遷到境內東南沿海峒嶺、徐家、宮家一帶安營扎寨，進行了較長時間的穩定的教學工作，學校增設高中班，全校師生達到600多人，設有十幾個班級，進行了較為正規的教學工作。這是膠東公學的一個全盛時期。洋水、院后、斜山、珠塂、上莊、靠山、宮家莊、南黃、大陶家、八甲、辛家口、南口、石灰劉家等村莊都住過膠東公學的學生，分散食宿，集中上課。膠東行署、膠東文協以至山東分局、山東省戰工會的視察組經常在膠東公學駐地活動。劉居英、曹漫之等領導同志經常給師生作政治形勢報告。文藝活動也相當頻繁，氣氛熱烈非凡。此時期是膠東公學最盛時期，直至1944年的秋天學校西遷海陽、萊陽。

二、艱苦而正規的教學生活

因時值戰爭年代，膠東公學歷經的磨難令人難以想象。1942年學校在境內的時候，校址不固定，都是分散在老百姓家里住宿，集中上課。各班級教室因地制宜，冬季在村里祠堂和閑房上課，地下鋪麥秸，席地而坐。春夏秋在樹林里、打谷場上上課。沒有桌凳，坐在背包上，以膝為桌。一塊可拆卸組合的黑板、幾支粉筆就是全部的教學設備。但學生并不以為苦，反而覺得學知識干革命其樂無窮，表現了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1943年春膠東公學遷到境內東南沿海十幾個村莊后，進行組織整頓和擴大招生，增設高中班，全校編為三個中隊七個班，共計600多人。夏季招生開始增加入學考試。當時的膠東公學因其文化課程設置的規范與教師力量的雄厚，而被公認為是“膠東最高學府”，聲望很高，所以報名的很多。設考場的珠塂村，考生云集，涌動如潮，當年普通科、師范科各招60人，結果應考人數竟達1200名。學生中除大部分是根據地追求革命的知識青年外，還有來自機關、部隊的“小鬼”和各地兒童團干部以及敵占區的青少年學生。

學校在駐峒嶺一帶時期，教學環境比較穩定，教學課程的設置也比較完備。有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生理衛生、軍體、音樂、美術等課，師范班增設教育學。但是仍然沒有現成的課本，教材的來源只有依靠教師、學生想盡各種辦法去搜集。有的回家把戰前中學時期學過的數、理、化和語文、史地等課本找來，有的到敵占區托親靠友搜集中華書局、開明書店出版的各種課本，從中選出有益的內容改編成教材。當時的物質條件差，蠟紙、油墨、紙張都是從敵占區搞來的。油墨、紙張顏色不一樣，搞到什么樣的，就用什么樣的，所以印出來的講義，字跡有時模糊不清，上課前，老師和學生要先校對講義。沒有學習用紙，就到處搜尋舊線裝書，把書頁拆開翻過來裝訂成本。

那時，學校圖書館里的參考書也不多，同學們的課外讀物是通過各種渠道搜集來的進步書刊，如蘇聯的《毀滅》《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的大學》《母親》和魯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作品。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因為要看的人太多，不得不把它拆開分成若干本，同學們交換著閱讀。
學校采取分班上課與集中上大課相結合、聽課與討論相結合、課堂學習與社會活動相結合的方法，切實讓學生學的扎實，理解的深刻。為了保證完成課時，學校是見縫插針，教師擠時間教學。在經常轉移中，每到一地，立即連夜上課；在大生產時，將黑板抬到地頭，休息時各班集中在田頭上課，確保了每門課程課時的足額。在學習同時，膠東公學開展了各種文體活動，如籃球比賽、黑板報墻報、文學創作、文藝演出、手抄文藝刊物等，五一勞動節的文娛比賽、五四青年節的體育比賽更是熱鬧非常。

膠東公學的教師水平在當時堪稱一流，都是從八路軍隊伍中在正規大學畢業的人抽調出來的，其中不少是北大、北師大的高才生，有的還是部隊連營級干部。學校的尊師重教氣氛非常濃厚，師生關系十分融洽。文化基礎課是青少年學生普遍喜愛和迫切需要的課程，教文化課的老師水平相當高，教學態度認真嚴肅，誨人不倦，還自己制作教學設備器材。學生們學習自覺性都很高，簡直是如饑似渴。扎實的文化基礎課為學生們開擴眼界、增長知識、增長能力，培養和造就抗戰、建國人才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1944年秋，膠東公學高年級學生陸續畢業分配工作。在結業典禮上，同學們心情激動，歌聲嘹亮，此起彼落：“這是時候了，同學們，該我們走上前線，我們沒有什么掛念，總會有點留戀。學問總不能求得完全，要從實踐中去鍛煉。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就這樣有的被分配到部隊，有的分配在政府機關，另外，有部分師生合并到膠東建國學校，分科培養建國人才。與此同時，根據上級指示，膠東公學向西轉移到海陽縣高家村一帶，海陽中學奉命并入膠東公學。